刘永国：上下五千年，源头在哪儿？

一、“上下五千年”的提出

我们常说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古九州。五千年的概念，早在孩童时期就已镌刻在脑海中，终生引以为自豪。

五千年文明史起点在哪儿呢？

“中华文明五千年”之说，起于辛亥革命前后。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帝号纪年，如“大清同治某年”、“大清光绪某年”，已产生反感，配合“炎黄子孙”概念的提出，便琢磨着推出“黄帝纪年”。1903年，北大教授刘师培推定1903年为黄帝纪年4614年；1905年，同盟会的《民报》开始使用黄帝纪年，并推出公元前2698

年为黄帝元年。

二、“上下五千年”的传统依据

从黄帝开始，至辛亥革命前夕的1903年，中华文明4614年，距五千年还少386年。这386年上哪儿找补呢？其实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时，已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留下笔墨。司马迁《史记》开篇即《五帝本纪》，看起来是写黄帝开篇，却用了相当笔墨写炎帝，准确地说，煌煌《史记》，炎帝神农是开篇人物。黄帝上溯到炎帝，一般认为足有500年。4614年加500年，五千年冒了。

为什么说从炎帝到黄帝有500年呢？且看两位人文始祖所代表的社会形态。《史记·五帝本纪》云：“神农氏世衰……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司马公这段叙述表明，炎帝神农早于黄帝轩辕，炎帝神农氏世衰之际，方为黄帝轩辕氏兴起之时。炎帝神农植五谷、尝百草、兴集贸、造房制陶，干的是文明初兴的事情，主要是经济基础方面的民生，当然也有炎帝神农造五弦琴、作《扶持》之乐的记载，但总的来说，炎帝神农的主要功德是解决先民吃饭、吃药（医伤疗疾）、栖居等生存基础大事项。当时，社会治理进入部落联盟的后期，国家刍型正在萌芽。而黄帝轩辕氏就不同了，他一方面造车马、制衣裳，在社会日常中拉出了层次和等级；另一方面，他分理区划、任命官员、训练军队，征伐“不享”（不服从），俨然可见古代国家形态的刍形。从炎帝神农时代的主打吃、穿、住到黄帝轩辕的车马、官职、征伐，从开创经济基础到谋划上层建筑，社会有了跨越式的进步，这一步需得500年。其实，岂止500年的艰辛过程。

“中华文明五千年”始于炎帝、黄帝，倾向于是一个文化概念，这个文化概念能不能得到考古学的支持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三、“上下五千年”的考古实证

文明形成的标准或标识，学术界多取“城市、金属和文字的国家形成”的“三要素说”。这个文明“三要素说”是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提出的，具体为：第一，必须有文字。第二，必须有城市式的居住方式，城市可以小一点，但必须有居住的方式。第三，必须有青铜器。所谓有青铜器就是必须有金属冶炼，青铜的冶炼熔点比较低，人类最早能冶炼铸造的金属，是从铜起步的。

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开始的四个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

中国的文字起源在5000年前。现今我们可以认识的汉字之中，最古老的是殷商甲骨文，距今约有3000—3300年。在先后出土的十余万片甲骨中，汉字单字的总数大约在3500字左右，文字的结构既有独体字，也有合体字，已掌握独体字和由独体字向合体字转化的造字思维，具有复杂性与进步性，从原始的文字发展到了甲骨文，这中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向源头推溯，汉字当有5000余年的历史。

甲骨文（网络照片，版权属原拍摄者）

这种推论，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刻有原始文字的陶器，文字的笔划整齐规则，和甲骨文有着一脉相承的迹象。这批陶器年代的测定，大约在公元前3000至2500年前，也就是距今天5000年左右，这为确定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距今5000—6000年左右，遗址中的墓葬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有的墓穴很宽大，随葬的陶器有90多件，还有一些装饰品；有的墓穴极狭小，只能容纳遗体，随葬品也很少，甚至是没有；这说明贫富分化与等级贵贱已经出现了。有的合葬墓里能看出当时父系的大家庭之中已有奴隶存在。

大汶口墓葬既有着原始文字又有着奴隶制特点的实证，有的考古专家认为，奴隶社会的时间上限是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这就说明了距今5000—6000年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史悄然开始了。

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不只是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还有近年新发现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2020年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郑州公布双槐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双槐树遗址被认为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巨型聚落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全景·发掘现场

（图片来源：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领队。据他介绍，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兼具防御功能和礼仪性质的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其中，中心居址区发现的半月形地带有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双槐树遗址内大房子基础排列有序，巷道井然、规划明显，其区域内有居住、会议、祭祀、宗教、天文、等遗迹现象，中心居址区内有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在整个黄河流域5300年前后，双槐树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型的遗址。王巍表示，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这样的角度来讲，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具有不可比拟的重大意义。我们找到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必将帮助人们持续理清华夏文明发展的脉络，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自豪感、自信心。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表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目前来看，就在双槐树。李伯谦认为，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溯至此，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

双槐树遗址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伊洛二水汇流后在这里汇入黄河，契合了《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遗址呈现出宏大的建筑规模，前殿后寝，布局严谨有序，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

双槐树遗址不是孤立的。近年来，河南荥阳的汪沟遗址、青台遗址、郑州西南郊区的黄岗寺遗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城址被发现，一个具有早期城市群性质的大型聚落群面貌逐渐清晰。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研究成果。石峁、良渚古城等古国文明璀璨夺目，与地处中原的河南地区双槐树遗址、汪沟遗址、青台遗址、郑州西南郊区的黄岗寺遗址交相辉映，共同勾画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点。

四、“上下五千年”不是传说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显示，距今55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这突破了西方以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的国家形成”的“三要素说”，根据中国的材料（尤其是双槐树遗址、良渚古城的发现），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2022年5月28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重要电讯：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关注与重视“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探源，必将进一步深化与完善中华文明探源，必将进一步激发中华文化资源的活力与价值，必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