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永恒，治水为民。
荆江江口望漫漫。江岸上，观音矶，向世人述说着一代代荆州人治理水患的历史功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的荆江分洪，1998年的惊涛骇浪，3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里制定治水方略，护卫一方平安。
从辛志英到李向群，无数荆江儿女与平民英雄，用血与汗书写着可歌可泣的荆江抗洪故事。值得告慰英魂的是，1998年特大洪水之后，国家斥巨资治理大江大河，三峡工程的运行，让“荆江安澜，两湖丰稔”渐成现实。
羁绊
荆州依江而建，全市河流纵横，湖泊密布。纵观荆州全境，南有荆南四河，北有四湖流域。靠水吃水，水，给了这座城市千年的繁荣律动，却也带给它难以承受的生存之痛。
对水的恐惧，伴随了程建平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
“从25户死到后来只有6户。”1962年出生的程建平，是公安县花基台村胜利8队村民，从他记事起，村里每年都要死一个人，致死的原因都是晚期血吸虫病。
花基台位于荆江分洪区中部北湖畔，属平原湖区，地势低洼，海拔只有34米，洪涝灾害连年不断。解放前，这里就是“虫窝子”，血吸虫病人多，死亡率高，人称“寡妇台”。
“花基台，寡妇台，男人怀‘怪胎’，媳妇娶不来。”程建平从小就熟知的这首民谣，正是当时疫区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父亲30多岁就死了。”每念及此，程建平的心里就悲痛不已。越是努力勾勒父亲的轮廓，脑海中的那张脸和那些事就越发模糊。程建平那时只有五六岁，他只记得，队上甚至凑不齐8个给父亲抬棺材的壮丁。
血吸虫病的流行蔓延，如同感冒一样普遍。村里人死的死，搬的搬。枯瘦的程建平，十几岁就扛起重担下田劳作，不出意外地也遭遇了血吸虫的侵蚀。
1978年，16岁的程建平大便带血、双腿无力、食欲减退，被送到村部大礼堂统一治疗。30多名“病友”打着地铺，挤在不到40平方米的房子里集中吃住，他们头脚相连，几乎每个人都蜷着身子。呕吐声、哭喊声、呻吟声、呼救声，此起彼伏。
到2003年，25年间，程建平总共接受了六七次集中治疗。
2003年6月，荆州市将花基台作为血防综合治理试点。9月，“花基台血防综合治理指挥部”成立，一场综合治理战役由此打响。短短半年时间，血吸虫病的蔓延势头被遏制，花基台旧貌变新颜。
“儿时，淘米洗菜；少年时，洗衣灌溉；青年时，臭不可闻；中年时，鱼虾断代；老年时，美景再现。”这是土生土长的老荆州人王光山，用来概括荆州内河几十年风貌变迁的一首打油诗。
城市内河，是长江向城市的延伸。如果说长江是哺育城市发展的母亲河，内河则是将营养带入城市躯干的血脉。
然而，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快速提升，人们却片面地把水当成城市建设发展的阻碍与负担，把宽敞的大马路、大广场当作城市进步和发展的方向，开始与水争地。
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荆州城市及周边湿地面积急剧缩减，便河、荆沙河、黄家塘、太师渊、东支渠、荆襄河、长港渠等河湖纷纷被填埋、阻断或变成暗渠，内河水系支离破碎。
“几十年的填湖修路造楼，使城区蓄水面积迅速缩小，水体之间被隔断，加之发展过程中对排水工程投入不足，城市排洪、排涝的自然调蓄能力急剧下降，城区经常发生渍涝。”已故资深文史研究者袁策明在2015年接受荆州日报记者采访时，痛陈内河巨变之殇。
上世纪70年代，曾是城市排水出路的荆北水系发生变化，四湖被改造成阶梯水库，水位上升，造成豉湖渠排水托顶；1980年8月1日，沙市降水量126毫米，60多家工厂因渍水停产，1万多户居民受灾……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仅剩的这些河湖成了不良企业的“排污池”。据统计，仅护城河两侧23个排污口每天直接排入的总污水量就约5万立方米。
在污染的侵蚀下，荆州中心城区水质不断恶化。《沙市市建设志》记载，上世纪70年代后，豉湖渠水色墨黑，臭气熏天，水质评价在3级以下；80年代中期，便河水质由80年代初的2级降为3级，荆襄河水质由原来的2级降为3级以下，荆沙河水由原来的低于2级降至3级以下；进入新世纪后，荆州城区及周边水体水质总体属重度污染，豉湖渠、荆沙河、护城河、太湖港渠、西干渠水质均为劣Ⅴ类。
为了“发展”，美丽的洪湖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上世纪80年代，全省大力发展水产养殖，湖泊围网养殖应运而生，并作为先进经验大规模推广。一时间，一场无序的“圈湖大战”掀起，大量渔民和商人涌进洪湖，插旗为标，插竿围网，洪湖变身为无数个小鱼池。
静谧的湖面变成热闹的“集市”，水质急剧下降，水禽和天然鱼类剧减，水生植物繁殖大受影响。
彼时的荆江内外，生态系统警钟频频：厂房污水横流、码头砂石漫天、轮船肆意排放、水质持续恶化……
“大开发”，让母亲河“重疾缠身”：水，黑了臭了；鸟，走了少了；鱼，死了绝了；人，哭了悔了……
曾经，长江慷慨给予，却遭过度索取；而后，长江不堪重负，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习近平总书记痛心地形容：“‘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荆州柳林洲公园：生态美如画（荆州日报记者 张梦瑶 摄）